aph普露//饥馑
二战普通人设。
空气肃穆，我深吸一口气，终于铺好了纸，端然起笔。
这是一个他们未曾料想会被记录的故事；又或许这称不上一个故事。任何间隔了光阴的事情叙述起来都比它本身要传奇得多，更何况战争年间总是会发生很多事情，它们接踵而至，一点点沉进年代的重量里。
我是一个已经老迈的战地记者。而在我仍年轻的时候，伊万·布拉金斯基就已经是军人了。我见到他，是在乌克兰一所拥挤破敝的后方医院。
我确是慕名而去。在半个月前第聂伯河畔惨烈的战斗里，他是近卫第三步兵师唯一的幸存者。他甚至是个大尉——他似乎非常在意这一点，向我介绍时无意地扫过自己放在病床一旁军服上的肩章。
那时候他伤得很严重。因为缺乏药品，伤口外圈的纱布洗得很旧，不平整的线头排布在他裸露的手背上。察觉到自己盯着他某一个骨节不完整的手指有段时间，为了掩饰尴尬我向他询问伤口的来历。他似乎想举起手来像我一样端详一番，却因为牵扯到手肘的伤皱着眉放弃了。
“河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我一早就看见他了，”他移开目光，望向了天花板，“他的子弹从我的手指之间穿过去。之后才是炮弹，和我这一身伤。他长得很古怪，我记不太清了——古怪的红眼睛。”
我眼见他露出一个笑容。这也是很古怪的，我感到我的眼眶同时一跳，不由得有些紧张。他无疑是很令人敬畏的：他的脸庞和冰紫色的眼睛显示出他还很年轻，甚至比我都大不了多少，但用不了多久，还很年轻的布拉金斯基大尉就又要回到战场了。那时候，我自然已经懂得保家卫国的必要，却依旧为他表现的这份执着而感到迷惘。说起未能恢复的身体、未来的战役，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近乎冷峻的神情，双眼却迸出热切，似燃烧的冰——古怪，冰也能燃烧的么？我暗笑自己。
“在前线，你们都谈论什么？战争的胜负，或是别的什么？”
他像是思忖了一会儿。“能麻烦您帮我从床底拿一下那个纸箱子吗？——是的，多谢，是这个。我自己来还要费一番功夫呢。”
从围巾的包裹里他掏出了一瓶伏特加，已经开过的瓶子底还剩下一点酒液。他没在乎我担忧的制止，向我解释医护人员已经习惯了他的行为，如果每天不过量的话确实能让他的情绪更适合治疗。“弄进医院时确实有点麻烦。闷的时候就喝一点，只是喝得少了也没什么用处，还不如饿肚子能止疼。”说着他有些兴致缺缺地放下了酒，睨了我一眼。
“您刚才问的什么？我们谈论的东西——在战争里，谁还谈论战争呢，亲爱的女士？我们都谈论食物，还有死亡。”
在伊万面前我就像个聒噪的孩子般喋喋不休地提问。
我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记者，我甚至不能确定我的采访所得是否能有别人看到。在去日托米尔之前，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乌克兰学生，学业和家庭被战争冲得七零八落，成为记者所接过的第一次消息就是伊万负伤的那一次失败。当时通讯员说得很急，声音沉重；他说具体的伤亡数字都无法统计，因为满是弹坑的战场已被德军迅速地清理过。
我的本意，也即我急忙拿过铅笔记在纸上的接到的要求，是去往基辅。但基辅并不安全——这让我一阵好笑，战争不结束，我们的国家何来安全可言？但我又羞于承认，在日托米尔的这家医院听闻有一位幸存的大尉就即刻停下了的行程，确实让我松了一口气。
伊万并不会逐一回答我的问题。愿意和我谈话时，他告诉过我他有一个妹妹，却很久未能通信。战争刚开始不久，他就从家中偷跑出来参了军，也没有过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还会说说那个长相古怪的德国军官，他喊开火的时候面无表情。更多的时候大尉只是笑着挥挥手，示意我赶紧离开他的视线——某一次未能理解他的笑容时，他眼底的阴沉才透出来，让我甚至无法开口道歉。
我也只好去别的病房或是街道上转转。乌克兰的秋天来得无声息，许多叶子还去得只怕会更快。刚送来的中士失去了整个右臂，在紧紧地咬着嘴唇无声地哭泣；只着单衣的少女归还了物资车上滚落的面包，却因为长时间的饥饿晕倒在地。我通常只是定定地看着，麻木一般接收不到更多的疼痛，只感觉似能揭开伊万眼里那层燃着的阴翳的一角。
渐渐我也想要回到战场去。
伊万的勋章和敌方前线推进的消息同时抵达。还未完全恢复的大尉——不，现在是少校了——翻身下床，径直去了主治医生的房间；从他回来时轻快了许多的脚步声我得知他将要回到战场了。他简单解释了一下，即刻开始收拾他为数不多的衣服和随身物品。他俯身取箱子里的围巾时，空的几只酒瓶发出叮叮的碰撞声。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能跟着您去吗，莫斯科？”
他的动作顿了一顿，无所谓地耸耸肩：“无法负责您的安全，您请便吧。”
我们刚离开乌克兰，边缘之地[1]就传来了基辅被攻破的消息。少校在车里一直很沉默，眉骨高高的轮廓因为蹙起来的动作而显得很分明。只有司机在偶尔遇见不太好的路况时不太克制地骂骂咧咧，他曾想制止几回，又想到了原野上无处埋葬的六十五万亡魂，便也靠回座位上作罢。
直到了接近目的地的那几个小时，他的情绪才稍好一些。一向不太能够准确理解他的我终于敏锐地领会到：点燃他眼里冰寒的，是仇恨。
布拉金斯基少校的部队来不及训练，稍作整合就撒进了莫斯科西部的荒原里。他对于德军传扬的“闪电战”这一概念并未如给出什么言语上的评论，只是轻蔑地笑了笑。我想细问时，他颇为神秘地以“您会看到的”作为让我停止提问的回答。接着他唤来传令兵，依次下达了各部加入战斗的指令。这一次脱离规制的伏击他已经在战斗的间隙里断断续续准备了接近两个月；上级的指示只是原地驻守，而少校硬拖着补给不足的队伍在愈来愈冷的天气里向前开拔，终于在今天一早埋伏进了这片针叶林。他不习惯于解释，却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中午检查布置时他只是眯着眼扬了扬嘴角，那个偷懒的新兵吓得一个激灵差点哭出来。倒是那个年轻人错怪了少校，他只是发现他望着炮架上的字母“K”出神，大概是正在想念自己的喀秋莎：三个月前，少校正是听着女大学生们的这一首送别曲离开莫斯科的，他或许正感到有趣呢。[2]
现在，他倚着一棵光秃却笔挺的树，边望向远处仍安静的平原边拨弄自己手中的枪。
“叭——”当一片灰绿色缓慢地靠近时信号枪及时地响了，接下来就是炮声。
对方的反应很快，快过了少校的预期；他们迅速停下脚步，架好反击的武器。少校啐了一口，预示着将有一场苦战。等待侧翼包抄的同时，伏击方也打出了火气，机枪扫射和炮响密集的光彩一时让我几乎失去听觉，只能看见身旁少校的眼睛里似乎蕴着一团燃烧的血。
双方战线拉近的时候，我明白了他必胜的倚仗。酷寒之下，德国人的军装冻得发硬，能从衣领和袖口看出单薄。他们的脸颊和嘴唇都显着不健康的颜色，难怪先前的行军如此缓慢——伊万舔舔同样轻微发裂的唇，不顾叫喊声是否会淹没在战斗的声响里：“为莫斯科而战！”
回应他的是更为响亮的叫喊：“为莫斯科而战！”
是的，我想我确实知道了。我向冻僵的手指吐出一口同样冰冷的呼吸，再努力地揉搓着它们，终于写下这样一句话——这一年的冬天就要过去了。
直到好几年后我才又得到了布拉金斯基少校的消息。幸运的是，我遇见了他所说的妹妹，并与那位可敬的姑娘结下了友谊；不幸的是，这位英勇的苏联战士在成为中校后不久就在战争中失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初见娜塔莉亚·阿尔洛夫斯卡娅时我便疑惑起是在何处见过这样一张面孔。直到我想起，立马匆忙而冒昧地追上去：“您在日托米尔——”后面的话我却无法接续了，要怎样去问一位女士是不是曾在物资车旁晕倒呢？等我终于结结巴巴地说清整件事情，她却淡然地一笑：“战争的这些年，每个人都没少挨饿，您说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
就算是放到今天，我也要为这句话语塞的。
“那现在算是好了，战争结束，总不用再为了前线节省粮食了。”我不无感慨。
她却摇摇头，“饥饿时常还是会有的。而且，精神上，我们还在经历饥馑。”
之后我得知她指的是自己亡故的兄长和未婚夫。说起她亲爱的万尼亚哥哥，她一向镇定到近乎冷酷的脸庞就会渲染上柔和的光采。他是一名年轻的军官，太年轻了，才刚二十六岁就拥有了三颗长方形的领章[3]。他高大俊朗，还在念着大学就不辞而别参军上了战场，打了许多胜仗，歼敌和俘虏无数，甚至还给抓回来一个医术一流的德国医生。但由于彼此都在苏联母亲广阔的疆域上因为战争四处流离，信件一直都未曾传达到对方的手上；不能在那段时间陪伴和鼓励他，算是她最为遗憾的一件事。
而更多的时候她都是在听我讲，那些年间我采访过哪些人，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一开始我感到为难，因为我不是个合格的叙述者，只怕说出了太多的平淡或压抑会给她心中的传奇减色；但后来我发现，令我更为难的反而是需要中途停下，来安抚她的情绪。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更甚于她的坚强，她更是一位温柔而敏感的姑娘；她虽不轻易讲出情感，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却写满了感同身受。
我们谈了很多，每一次都很久。我和她说过那几年一起辍学参军的大学生，在乌克兰平原天寒地冻的圣诞夜办起军帐外的联谊舞会；说过物资车到达前线的时候，最先被围住的可能捎信来的通讯员曾经为了赶上队伍而徒步百里；说过一位在后方武器制造工厂的母亲，结满厚茧的手中送出过不知多少枪炮。
在这些我们给对方讲过的人和事里，她感到最为不解的，就是我曾遇见的一位德国军医。他曾经是个军官，战败投降后表示自己曾是医生，可以将他安排进军区医院为苏联方面出力。那也是我们唯一一次争执的时候：对德国人充满仇恨的苏联姑娘无法相信他关于忏悔或是赎罪的说辞，无论我如何解释军医的真诚和作为。
我无法向她完全说明，只能任由气氛因一个与我们均无关的人而变得尴尬。她望着窗外一言不发，而我也沉默地注视着她，努力地想用什么把关注点岔开去的时候，却问了一个更为唐突的问题：“您是怎么得知您兄长的消息的？”
她终于转过脸来。“那几年我一直在各地的医院做护士，完全听从分配。在日托米尔的一家医院，在那里死亡的战士的名字都会被刻在一块石头上。我才去没几天就看见了那个名字，第二十三行第四个，伊万·布拉金斯基。”
时隔多年我仍然对那家医院印象深刻。
说来有趣，就在当时，我也会使用时隔多年这样的措辞——每一个与饥饿和恐惧并存的日夜都显得漫长，让我以为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确切说来是我与布拉金斯基中校道别的两年后，远在我遇到阿尔洛夫斯卡娅女士之前，在我又一次来到日托米尔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可用直觉或预感或诸如此类的不确切的词语形容的感觉。
其实医院已经换了个地址，原来老旧的白色的楼现在仅剩了一片弹坑和裸露的地基。人们像是昆虫聚集着钻进了防空洞，军队和战机过后又渐渐钻出，注视仍是灰黄的天空良久又开始了沉默的生活。新的医院小小一间，甚至连娜塔莉亚说的石头都搬到过那里——那块大石我的确存有印象，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它就立在那里了，却不曾想那里还会留下伊万的名字。比起两年前要说最大的不同，大概是所有人的面色里都带着长时间饥饿留下的暗色痕迹。
那天我首先去找的正是我之后会和娜塔莉亚持有不同看法的那位德国医生。他的事迹似乎传得很广，具体打听却似乎又无人知道，我仅凭着模糊的消息去撞撞运气，比如曾是俘虏、面貌不凡、甚至做过军官云云。我刚进门，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的门便被推开，我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他。
他的面孔大部分掩盖在口罩下，仅露出一双暗红色的眼睛和几绺银发。脊背挺直，步态端庄，是我常见的有素养的军人模样。但他看起来情绪不佳，瞪着眼睛大步流星地走着，好一会儿才注意到我的跟随：“抱歉，找本大爷有事吗？”
在他的气势里我有一瞬间无法言语。他等待着我的迟疑，用越来越不耐的眼神；我终于——但局促地——开了口，解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他却只是响亮地用鼻音哼了一声，漫不经心地挥挥手便离开了。
我注视着他的背影，并不气恼或者尴尬。他的确是在生气，而这时候的他在我眼里谜团并不止这一样。那瞬间我想过很多，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怎样的过去，却不曾想过之后他的形象会如此长久地存在于我的记忆和想象里。
一连三天我都未能和贝什米特医生（从护士的谈话中我听到了这个姓氏）说上话。我发现他频繁出入走廊尽头的病房，而那间病房也非常特殊，有两拨挺着枪的卫兵轮班把守。有时他会被卫兵拦住，有时他会进去不到一刻钟便出来，但每次往回时都越来越气急败坏。只有最后一天，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目的，却被另一个面色焦急的医生匆忙唤了进去。这一次用了五个小时，结束时所有医护人员沮丧的神色相加都敌不过他一人的面色灰败。
第四天他又见到我时，下了什么决心一般扬扬眉毛，示意我跟上他。经过前一天，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见到的锐利的红眼睛仿佛失却了一部分光芒。我得知昨天他们的手术失败了，去世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校。
“您……也会因为失去了他而难过？”
“难过？”他似乎是感到好笑而睨了我一眼，见到我疑惑的神情之后又顿了一顿，“对，我因为他的去世难过。”
“为什么？”
“要说为什么——是本大爷的个人原因。”
他似乎感觉到我更加疑惑了，只好放弃了神秘的说辞。“您知道，我是一个德国人，是一个曾经带着士兵和大炮杀进你们苏联的魔鬼。现在我是苏联的医生，我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不光是他，任何一个人因为战争而死我都会难过的。这和本大爷是什么人有什么关系？这才是本大爷说的个人原因，并不是说我和他的私交好到什么地步。”
“您和中校的私交？”我抓住了自己疑惑的部分。
他有些不大愉快。“说老实话，本大爷就是输给了这个混蛋。”
“您是说，您是被他——”“俘虏”这个词已经到了我的嘴边，差一点就要不合时宜地跳进空气里，我硬生生咽下这句话，却反过来逗得他发笑。
“可不能小看本大爷啊，小姑娘。在那之前我就计划很久了，只是一直犹豫不定，是脱离军队还是直接投降——天啊！从没有想过这样两个选择会从本大爷的嘴里说出来，丢人，简直是耻辱！我反反复复地想，还眼见好几拨匈牙利的新兵蛋子丢下枪就往河对岸跑；刚参军的时候本大爷兴奋极了，觉得自己天生是为战场而生的，可那些天我比挨了枪子儿还要难受，整天想着要不要叛国。这才有你们敬爱的中校上场的机会呢，这些事情逼到关口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想要离开德国的德国人；就我以往所了解的，这太难相信了。”
他挺直脊背，非常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获悉了许多东西，许多我从未想过战场另一边的恶魔们也会去想的东西。我想到的不是任何抽象的描述，类似残酷、背离人性，而是一位面容冷峻的德国军官执行的单方面屠杀，他揪住一个意图逃跑的犹太姑娘，用寒冬般的声音命令属下将她开枪击杀。那个形象似乎也浮现在贝什米特医生颜色暗沉的眼睛里。
“您非常……了不起。”
他留意到我开口的艰难，发出几声沙哑而不连续的笑。
“本大爷也不需要这样的安慰。你的同袍们可从来没有像您这样想过——我在你们的国家待了一年，做过一百七十二次手术，就算是那些成天都不正眼看我一眼的护士们都不再当着我的面说她们心里想着的话。只有你们这位亲爱的中校，亲自把枪抵在本大爷的脑门上又亲自放下的中校，直到昏迷之前都拒绝让我给他动手术！我以为我已经听过足够多的咒骂，从边境到军区医院的整一个月，这位真正的军人用他阴沉到见鬼的笑容对我冷嘲热讽，好像本大爷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似的！
“只是本大爷没有想到，三天里我去见了他那么多次，眼看着他的腿都不能要了，他都拒绝手术。转院也来不及，拖到一天后你们的罗利纳提斯医生也处理不了，就连我骂着让他治好了站起来崩了我，他都只是闭着眼睛，倔得像西西伯利亚的冻土；我知道他拒绝的其实是本大爷……”
他仍未褪的笑容里掺杂的涩意突然格外明晰，接着缓缓地低声对我说——不，更像是对着他自己：“何况本大爷从来不想离开德国。我早在异国的风波里东飘西荡，是一个疲惫的旅人了。[4]”
“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可能非常冒昧，但是……”
这时候我看到了他的模样。他微微仰起头，眯着眼睛注视着楼顶上停着的一只鸽子，神情专注，过了好一会儿才留意到我的停顿。“啊，你是说什么问题？”
“……不，不用了，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前些日子我整理旧物时翻到了一本陈旧的笔记本。我这才想起，战争结束不久时我收到过一个包裹，当时只是拿出了其中看起来被翻阅过最多次的一本随意打开又搁置了，后因为搬家等系列的琐事其它的本子均已遗落了。
笔记本里夹着的信件来自一位曾与我通信几年的罗利纳提斯医生，现在他仍在日托米尔的医院守着。只是这封信却没有讲述太多他自己的事情——他告诉我，在我们的军队攻陷柏林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全体都在欢庆的时刻医院却起了大火，虽然离中心病房有些距离大部分人都只是轻微受伤，只有贝什米特医生在火灾中去世了。他的一些话让我皱起了眉头；他用十分委婉的语气转告我，有许多年轻的护士已经把这位曾是纳粹分子的医生视为了纵火的凶手，他似乎也并不反对他是为了殉祭自己首都的观点。
他们找到了他一些未发出的信件和物品（似乎大部分都是他的日记），惊奇地发现都被明确指出要寄送给我。“你们谈过什么？他似乎对您才敞开了内心。”
一开始我也是同样惊奇的。不过我又想起了那个秘密——而贝什米特医生真正对我倾吐心怀，正是因为这个秘密。
那是在贝什米特医生手术失败的那个晚上，我本想再碰碰运气，转过弯便发现正值夜班的医生慢慢在走廊里游荡。他迂回地走着，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的月亮；月亮似乎也看着他，淡色的光线有重量一般落在他的身上，一小块一小块的空气轻微扭曲晕展成为不成形的银花。我一时不敢开口，似乎出声会惊落他发丝上初雪一般的月光。
来回踱了几趟，他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走到尽头处没再转身。不知是什么想法蛊惑了我，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一直看到他走进了——停尸房。他接着走，没有脚步声，轻轻推开门的时候似乎把月色也带了进去。我同样尽力不发出声音，倚在墙边往他虚掩的门中小心地瞧着。
屋子光线很暗，只能勉强看清他的身形。他径直走到了某个床边，俯下身似是捧住了死者被遮盖的面庞。他长久保持那个姿势，我也长久地屏住呼吸，感觉自己几乎看见了他的红眼睛里充满了没有泪水的悲哀。他突然更往前倾斜了一个细微的角度，又似乎是很是犹豫地回到了原位；再等待了几秒或者几分钟——我本以为自己失去了吃惊的能力——他猛地俯下，用自己的面颊贴靠住了死者的面颊。我看不到他是在亲吻或是别的什么，只能和他一样安静地任由夜晚落在身上。
不知过去了多久，他才终于整饬了神色准备起身；我早该走的！只是懊恼也来不及了，他大概听见了我急忙的脚步声，躲进拐角时我瞥见了他朝我的方向注视了一阵，才摇摇头离开。
我知晓那个夜晚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我们的谈话未曾对其提及分毫。我相信他也感念于此，才让我不至于抱着对他的好奇却空手而归。只是我也因此而有了一个遗憾，不能再往他的思想更深的地方行进一些。
若是包裹里的那些日记没有丢失——我不失悔恨地想着，又急切地翻起了仅剩的那一本笔记。
“围绕着我的，
处处总是上帝的穹苍，
夜间，挂在我头上的星，
就像灵前的油灯一样——”[5]
在给罗利纳提斯医生的回信里，我抄上了这样一段诗。他痛恨德国人，大概不会知晓它的出处。但若是他问，我也会直接地回答他，这来自他不能接受的贝什米特医生的灵魂。
罗利纳提斯医生也曾好奇他有怎样的经历，他甚至看过他一部分的日记——遗憾的是他选择了1941年的那一本，然后颤抖着愤怒的双手将它狠狠摔在了地上。而我得到的这一本，是贝什米特医生手抄的诗集，纸张因为经常翻看并写下随笔已经变得老旧脆弱。
“难道你就这样原谅了他？”
他在我试图为贝什米特医生正名之后这般地质问我。尽管他不曾邀请，我却打算为他讲述这个故事；我至今不知道这是否称得上一个故事。它没有完整的开头结尾起承转合，只是愈发沉重。这重量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不曾原谅他；但这不会影响我，更不会影响他。”
一边写着，我发现这回信愈发地长。但是他会看下去的——不过同样的，就算他将这几页纸就此搁置，也不会影响他，也不会影响我。
就像我面对贝什米特医生未能问出口的那个问题，就仅仅是没有展现在我面前的一部分过去。以至于娜塔莉亚所说伊万·布拉金斯基中校所俘虏的那名德国医生的姓名，或是那天深夜里基尔伯特·贝什米特医生所亲吻的那位死者的身份，都不需要我去询问或拼接。我仿佛又看见了医生颜色深沉的红眼睛，在无声地讲着，讲着我能够听懂却需要时间理解的语言——
“孩子们处在黑暗之中，
常要觉得惴惴不安，
他们总是高声唱歌，
以便把那恐怖驱散。
我这发狂的孩子，
如今在黑暗之中唱歌；
这歌儿虽不悦耳，
却驱散了我的忧愁。”[6]
“以及您曾问过我们谈论什么，”我又将已放下的笔拿起，在末尾加上一行。
“我们谈论饥饿，还有死亡。”
=完=
[1] 乌克兰语中乌克兰的含义即为“边缘之地”。
[2] 近卫第三步兵师在出发前，在莫斯科广场接受送别，一群女大学生唱起了当时未曾出名的《喀秋莎》，后来这一部分苏军在第聂伯河阻击战中全体阵亡。《喀秋莎》一时在苏军将士中掀起热潮。
“喀秋莎”后被苏军士兵给一种国际兵工厂的多管火箭武器命名，其中炮架上的字母K代表“共产国际”。
[3] 1941年战争开始到1943年初，苏军军衔主要以领章体现。三颗长方形是中校及相当军衔。
[4] 化自海涅《何处》和《人生航行》。
[5] 引自海涅《何处》。
[6] 引自海涅《在我极端阴暗的生活里》。
